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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正处在经济转型的历史拐点，针对中国新的经济改革中需要关注的要点，《中国经营报》记者专访了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教授、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主席佩尔·克鲁塞尔（Per Krusell），他认为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对中国经济转型有重要意义。在他看来，既有的福利国家强调福利的再分配，而现代福利国家更强调推动经济效率，这是两者的最大不同。

《中国经营报》：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多次提到市场化是经济制度改革的核心，对此你是否认同？你认为中国未来的发展重点在哪里？

佩尔·克鲁塞尔：其实我对中国算不上十分了解，但是公报的全文我还是仔细阅读了。我十分认同这个核心。特别是其中提到公有制为主体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，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。我认为，通过市场调配资源、开放更多领域让民营企业进入，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初衷，在前期也起到很大效果。如今再次强调市场作用，会给予民企更多发展机会。我认为公报中还有许多内容都令人印象深刻，但是更大的问题是怎么落实，这个不光在中国，而且在全球都十分重要。

《中国经营报》：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，你有什么建议？

佩尔·克鲁塞尔：传统福利国家模式，一般通过失业保险，社会援助，包括医疗、教育、儿童护理在内的社会安全，以及包括工资、房租上限规定等措施实现。但这些措施存在各种问题，比如工资的抑制会产生对人力资本的压低，长期的失业保险可能会导致失业者技能的丧失。

因此我建议中国应采纳提高经济效率的新现代福利制度，比如提供足够的保险以让工人和企业家愿意更多的冒险，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推动生产率的提高。

因为没有好的社保体系，所以中国老百姓倾向于有钱就存下来，因此中国保有高额的居民储蓄额。

如果有好的社保体系，那么大家可能更多地去自由投资消费，这样对于经济的促进作用是非常大的。

《中国经营报》：你是新宏观经济学创始人，金融危机之后，很多人对宏观经济学产生质疑，认为不能解决实际问题，你对这个学术发展有什么反思？

佩尔·克鲁塞尔：之前宏观经济学没太重视信贷市场的研究，但信贷市场有一个小冲击会引发很大危机。

危机后很多人开始研究这个领域，但用的还都是现有的模型和研究方法。这些模型和方法本身没有问题，问题如上所说，是没重视那一领域，相信几年之内，相关的研究能跟上来。

当然如果能预测危机，不失为一件好事，但是经济冲击本质上是很难预测的，这是不得不接受的一个事实。宏观经济学研究已经取得了快速进展，但对于政治体制如何影响政策和决策还有待进一步的理解。

我并没有看到研究人员放弃以前的宏观经济模型，而是试图用以前的方法论来进一步完善这些模型。那些批评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人，几乎从未涉足这个领域，因而并不清楚这些模型究竟是如何发挥作用的。

《中国经营报》：由于身份特殊，所以你常常会被问到诺贝尔奖的事情，对于这样一个问题，你会怎样作答？

佩尔·克鲁塞尔：针对“谁将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”“中国还有多久能出获奖者”的问题，我的回答一概是“我不知道”。你问我是这个答案，李克强总理问我也同样是这样一个答案。

因为我们对此必须守口如瓶，正如你知道的我们评委会有多个成员组成，奖项产生的过程有一系列流程，保证绝对的严谨和严密。最终候选人及其推荐信上报给瑞典皇家科学院。所有候选人的名字都不对外公开，并设置了50年的保密期。

但是我认为诺贝尔奖不光是学术上的荣耀，更有国家民族的自豪感在里面。这是为什么所有人都不停地问我这个问题的原因。

对于怎么获得诺奖，我认为必须在一个领域持续不断地进行学术研究，当然除了努力，也还需要一点运气。

佩尔·克鲁塞尔（Per Krusell）从2008年至今执教于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，目前担任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主席，世界计量经济学会（世界顶尖经济学家协会）理事以及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。